回眸云南省麻醉学与危重病医学的部分辙迹

昆明医学院麻醉学专业   

昆明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麻醉科      况  铣*

（一）

      我最早从一门学科的观点来认识麻醉学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事。我的外科学恩师兰瑚教授在一次谈话中谈到欧美麻醉学崛起的情况，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从法国飞回祖国，报效阔别了二十几年的“母亲”，落脚在云南大学医学院执教。他们先后来6位教授，医学院的师资队伍顿然改观，教学医疗质量翻开了另一页新的历史。在此前，云南省和全国别的省份一样，没有一个麻醉医师，不问全身麻醉或半身麻醉，都由住院医师、护士或实习医师“代做”或“带着做”，没有术前访视、术后随访，也不知道什么是麻醉意外，乙醚吸入麻醉不分期，不测腰麻平面……。总之，麻醉对人们来说，是个“浑然世界”，谁都可以做，谁都没意识到应当当作一门“专科”去做。

兰瑚教授给我们谈到这是我国医学的一个空白，“应当在你们这一代人当中，有人立志去填补”。那年正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年，抗美援朝的战火正酣，我和别的同学们一样，都想用火热的心，奔赴前线，去捍卫祖国的安全！另外，我已是六年级生了，已在外科专门实习一年，思想完全集中在狭隘的“外科学”领域上，并不把“麻醉学”划入其中，一股脑儿置身度外，直到1955年底我晋级到主治医师、讲师了，也还确切地认为那不关我的事。

* 通信处：云南省 昆明市 西昌路295号 昆明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麻醉科   650032

（二）

 1952年的夏秋之际，昆明正值一个不炎热，雨水不很多的季节，我国最著名的第一代麻醉学家之一谢荣教授回滇省亲（他祖籍腾冲，是抗战圣地之一，位于云南西南边陲，著名的松山战役在此打响，从缅甸进入的日军伤亡极重），云南省卫生厅请他举办了一个为期3月的麻醉学学习班，收昆明几家大医院的11位高年住院医、主治医或主任医师学习，我们医院派了3位高级医师参加，学习归来后全班只有我院的胡同增医师专门从事临床麻醉与教学工作，其他学员们回原科室服务。

  1952~1954年附一院的麻醉工作逐步按规范化发展，有了一位专职的主治级医师负责，从术前访视到术后随访的制度均按正规建立，麻醉记录完整无缺，与北京的相似，麻醉学教学只包括临床麻醉，三年级开课，讲授4学时。实习生与住院医生只要求操作蛛网膜下腔麻醉。以后腰麻才分出了鞍状、单侧与半身麻醉。全身麻醉以乙醚为主，之外，还开展了静脉普鲁卡因麻醉。大的手术都行椎管、气管内麻醉。对鼻咽癌切除应用静脉鲁普卡因麻醉，胡同增医师还进行了一组临床病例分析与对比，发表于中华外科杂志上，是我国较早的报道。

  这段短短的历史时期，是谢荣教授在西南播下的麻醉学的种子，由胡同增医师勤奋耕耘，虽说规模不大，但对像云南这样的边疆省份能有如此美好的开头，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全国也如此。

（三）

   1955年临近岁末，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院的领导找我谈话，大意是：“胡医生已离开工作岗位一年多，院内麻醉无医师负责，想送你去上海学习麻醉学，一年后返院，是否专搞，以后再说。”尽管那天的天气十分明朗，但我听后的心情却十分不爽。我已工作了5年，取得讲师和主治医师的职称，应当算是专业化了”，我想做一名胸外或普外医师，距科室分工只差一步了，现在要我放弃酷爱的外科专业，心中着实不愿意，但为了医院和工作的需要我还是迎着初降的瑞雪，坐上4天的汽车，经贵州至广西搭乘东去上海的火车，于离昆后的第11天，1956年1月1日抵达上海，开始了我“改行”的经历。

 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外科学院）学习麻醉学整整一年，我国第一位著名的麻醉学家吴钰教授是我的恩师，他下面的助手有副主任方兆麟（后为主任），住院医师蒋夏（后为重庆医学院麻醉学教授）和护士沈衍元、邵怀壁、陈若情等，都是热情帮助我们的好老师、好同志。与我一道进修的有郑光琪（后为四川医学院的外科教授）、闵龙秋、栾友萍（后为华西医科大的麻醉学教授）、吴言均（后为河南医学院的麻醉学教授）、张发昌（后为鞍山市医院的麻醉科主任）和虞有为（后为苏州市医院麻醉科主任）等医生。

吴钰教授勤奋、严谨治学，对进修医师和蔼可亲，谆谆教导。他每周举行临床讨论一次，不问冬夏，很少中断。上海的隆冬，白昼很短，下午5点天就黑了，吴教授总讲到6、7点钟才回家。这一年，我在上医的收获很大，都是当时在国内或国际上的新成果，如支气管插管麻醉、胸科手术的麻醉、低温麻醉，控制性低血压麻醉、硬脊膜外麻醉、肌肉松弛药（箭毒、琥珀酰胆碱）的应用、神经根毁损治疗肺癌疼痛、血库的组建与管理……。此外，他还特地安排我一个月去妇产科学院与神经科医院进一步观摩学习这两个专科的麻醉，使我能更全面地成长。1957年1月1日，我把它们带回云南，让云南的同道和病人受益。学习期间除了他给我指定的几本英语参考书而外，我建议进修员组成读书小组，精读他写的《临床麻醉学》，每周日晚讨论1~2章，有中心发言的，有结合自己经验讨论的，甚至在休假期间吴主任和护士姐妹们也都来参加了，一时间科内学习空气更加蔚然成风，其乐无穷。一年中我还翻译了英国麻醉学的领军人Bromage写的《硬脊膜外麻醉》，后来主要内容吴教授还收入到他的《临床麻醉学》里；也写了《临床麻醉学手册》的初稿，以《Selection of Anesthesia》、《Anesthetic Drugs》、《Clinical Anesthesia》、《Essentials of Anesthesia》《Cahier d’anesthesie》为主要参考，内容比前述昆医原用的《手册》增加了3、4倍，1962年分上、下两册，内部油印供学生及进修班使用。吴教授和我们的师生关系很好，临别时他语重心长的嘱咐我：回去后要在云南好好地把云南的麻醉学工作开拓和建设起来”。可惜的是去年我的这位恩师、学者、仙逝西去了，但他殷切的希望53年来一直在我耳边回荡、激励着，要我向前﹑再向前！

上世纪50年代的后期，中国麻醉学的大发展开始了。大批的医、护人员送往京、津、沪、武汉等地的教学中心作为骨干培养，然后这批人又回原地区培养出更多的骨干，形成各省自己的框架。十几年间长江及其以南地区，以沪、汉、穗培养的为主。长江以北，包括东北，以京、津培养的为主，到60年代，一大批省级的麻醉医、护队伍出现了！他们是我国现代麻醉学的第二代人才，担负着全省、市麻醉学发展的光荣任务。以云南为例，和我同时或先后参与开拓麻醉学事业的省市一级大医院第一任麻醉学科/组的主任（主治医师或负责人）有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杨文儒主任、昆明军区43医院的李彦主任、昆明铁路医院的张芝金主任和周金根主任、省红会医院的杨森医师、曲靖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唐兴仁主任、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马国樑主任、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文士铭主任、还有第一附属医院的文士铭、莫治强、刘光鉴、李惠芳、吴洪翔等主任。我们亲如一家，合作的很好：办麻醉学提高班（6~12个月一期）筹组省麻醉学学组，每月有一次学术报告，会诊讨论急危重病例……。大家为了一个目的：努力地工作着，给云南麻醉学的发展铺路、添砖、加瓦！1952年到现在57年过去了，新的医院麻醉科在增加，各院的主任换成第四、五任、设备、规模、人才、工作量、国内外交流、科研成果……远远超过我们当年的“原始”情况，任何人看了都会为之高兴、兴奋不已！尤其是近30年来，一大批年富力强的接班人，活跃在崭新的大地上，深深地博得我们这一代人衷心的欢慰与祝福。

（四）

1980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华盛顿大学外科教授Walker来昆讲学，在我为他翻译之隙，他表示愿向他所在的Barns医院麻醉科推荐我去学习两个月，几经各方面领导商量后让我去一年。1983年11月我去报到，开始我首次国外学习的历程，那时我已经54岁了。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就这次难得的机会，又在全世界麻醉学最发达的国家里学习，我如饥似渴的消化着这个领域里的最新成果，包括医疗、教学、管理和科研各方面，并决心把可以结合省情、国情发展的内容移植到云南来。

 在那些日子里我结识了好多位美国的良师益友：前面提过的老Walker教授、全美麻醉学会的主席Barns医院麻醉科主任Owens教授、生化室主任金教授、陈光明教授、胸外科教授Cox、纽约Cornell大学著名的麻醉学教授Fun-sun Fan-sun Yao （姚繁盛）、全美麻醉学会的资深纪念馆长沈培淦（美籍华裔专家）……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使我一年的时光能平稳、顺利、愉快而又丰收地度过。30多年来对这些生活中的朋友，我始终报以难忘的感谢！

  回国后我认真地思考和对比了美国和中国麻醉医师的队伍和工作质量的差异，深刻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麻醉医师队伍的建设问题。如果麻醉住院医师的培训不正规化、标准化，不与世界接轨，中国，包括云南，在这门学科上与先进国家拉开的差距，永无填平之日！1985年我调查了云南省144个县级以上的医院，本科（5年制以上）毕业从事麻醉的医师只有38人，其中36人在省会昆明，没有一个人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这样的情况能反映全省麻醉学滞后的全貌了。这年的秋天，我怀着把握不大的心情，以一个回国的普通教师、医师的身份给省长写信，反映了上述情况，要求省里每年我培训20名昆医的麻醉学专业化的医疗系学生，从医疗系本科学生中选出。10年间，能有200名麻醉医师毕业，改行50名，还有150名，够每个县有一名高级的麻醉医师，去主持和开展县里的麻醉工作。全省的麻醉水平将得到提高，事故与意外将大幅度下降。我也保证在暂不增加教师与设备的条件下，和我的同事们去努力完成这项任务。计划被批准，我们调整了原来的教学计划，强化和加强临床麻醉实习时间和力度，增加医学英语课……，附一、二院的老师们付出了极大的劳动和心血，从1987到1991的5年里，我们如期完成了一半计划，毕业的100名学生，由于勤奋好学、学风好、麻醉学的应急和动手能力强，内科、外科、妇儿科的理论与实践不比医疗专业的差，分配工作时用人单位都争着要，平时和救灾工作中评价也很好，证明办学的方向与成绩是成功的。为此，云南省教育厅于1990年批准我们成立麻醉学专业，每年招收学生30名（近3年扩招到50名），到2008年夏天，我们附属一、二、三院共培养出了麻醉学学士510名，在学250名，基本上改变了云南严重缺乏麻醉医师的状态。同年，我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麻醉学博士生导师，挂靠武汉同济大学，做该校的兼职博士生导师。加上原来1983年批的麻醉学硕士点，一个完善的云南省麻醉学干部培养框架终于形成了，并且正在积极地运转着。这在当时对中国边疆省份来说还是少有的，长江以南则是仅有的。所以，1990年云南的麻醉学发展史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了一次新的飞跃。

 提到硕士点和博士导师的批准，我们更想到全省各大医院的支持，尤其是昆明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军区总医院、延安医院……，有了他们，批点的若干条件才得到满足，昆医附一、二院才有培养硕士和批一名博士导师的可能。我们从1983年开始迄今共培养出硕士40名，在学21名，1996年毕业博士2名，是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共同培养的。

（五）

初去美国，看到他们重症治疗科（ICU）的危重、高龄、小儿心脏外科术后等各种危重病人，康复得比 我们的又快、又好、又多、又省，使我十分惊讶！当然事先在国内从书刊上也有些认识，但毕竟“百闻不如一见”。巴恩医院（Barns Hospitall）位于圣路易的近郊，是历年美国评出有名的、10家医院的前3~5位中的大医院之一， 1983年有床位1700张，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大医学中心，院内有13个专科ICU：外科、呼吸科、儿科、神经科、骨科、妇产科、烧伤科、心内科、心外科。以外科、呼吸科、心外、心内的最大，各有床位20~40张。各科在危重病方面都有丰富经验，所以促使我修改学习计划，用绝大部分时间学习各个ICU的知识，带回他们各项人体功能支持的宝贵诊治经验，如：抗感染、循环、呼吸、泌尿、营养、内环境、神经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等的重症的处理，血库与急诊科的运转，ICU的护理与建设等等，心想回国后给我10~15年的时间，我一定能在发展麻醉学的临床与教学的同时，在云南建立起一个接近你们（美国）1990年水平的ICU，至少在我们医院是这样，要达到20张床位。美国友人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不必如此长的时间，我说“对我们来说危重医学是门新的边缘学科，国外从1950年代欧洲暴发小儿麻痹起，30年才成立这一医学分支，我们要从设备、人才的零点起步，积累经验，10~15年应该很不容易了”！1984年的初秋，我回国，几经反映与磋商，省里于1987年批准我院成立ICU，有4~6张床位，是西南、甚至长江以南的第一家，也是全国最早的5家ICU之一。

（六）

1971年前后我和同事们筹组了云南省麻醉学学组，当时全国还没有麻醉学会，所以这个学组实际上做的就是云南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工作。待1979年哈尔滨会议成立365手机体育app后，云南省麻醉学分会（以下简称“分会”）才成立。

分会是我省麻醉学交流、提高、发展的重要平台。它卓越地完成着按月学术活动、下乡交流、召开学术年会、加强国际、省际交流及组织知识更新班、培养人才的任务，累累得到嘉奖。

2008年12月我省新换的第七届麻醉学分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衡新华教授，在她以前的几届主任委员有文士铭、莫治强、罗用宇等教授。每届的委员们除了完成沉重的医院任务外，都曾辛勤地为学会付出过巨大的劳动，保证了上述多项任务的完成，云南人民会永远记住和感谢他们！并祝新的一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七）

  昆明的金秋是甜蜜的，高高的云层金光灿烂，与滇池的碧波交相辉映，凉爽适人的微风，令人凝神忘返。1987年这一醉人的季节我踏上去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医学院学习的飞机，那里的埃德瓦-埃里奥医院（Edrorit-Heriott）麻醉复苏科接待了我，为期一学年。E-H医院是里昂最大的教学医院，病床超过1300张，一年中有3个月我还访问了当地的心胸外科医院（亦为法国中南部最大的心胸外科医院）、神经外科医院和德、意、瑞士的几个ICU与麻醉科和急救中心。最后，我去巴黎的^#85急救中心（SAMUN 85）又学习了一个月才回国。飞机降落前我一看到滇池的边缘，就像以往多次一样，无数的暖流撞击着我的心田，并亲切地召唤着：“你回来了，还是家乡好！回来吧！回来吧！”！

 赴法的学习，除了深化我在美学到的麻醉学临床、教学与师培的情况和危重医学的发展外，对急诊医学、灾难医学在德、意和瑞士等国家（如上述，对后三国我作了短暂的访问）进展的实情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些收获是难得的。90年代初，我们在筹建云南省急救中心的时候，领导、工程师、医师和护士们就和我一起分享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比如：急救中心的规模、管理制度、车辆的存放与值班、人才的培养、全省急救网络的建立以及急救中心必须与当地最大的一个综合医院结合等等。当时在全国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中心可供这些实际考察的结果。

 众所周知，国家在度过10年艰难的动乱岁月后，80年代的后期到现在3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卫等等事业无一不以新的面貌表现出根本性的变化。我省的麻醉学、危重医学、急诊医学从硬件到软件也都换了新颜。君不信，随我去云南几个重要的市县，曲靖、大理、玉溪、楚雄、红河、文山等地看看 ，县以上的医院都是本科毕业的医师负责麻醉与ICU的工作，平均都在5~10人以上，几乎各单位用的麻醉机、呼吸机、监护仪都是国内外的品牌产品，血液净化、血气分析已达普及状态，各项诊治水平、实验室与影响学检查基本齐全……。各地的诊疗水平和经验积累都日渐标准华和明显提高，干部培养与科研工作日愈受到重视。市以上的单位就更加明显，有的设备实际就等于国外水平，从来访的外国朋友印象中可以证实这一点。当然，我们也深知云南在总体水平上，尤其是软件方面与国内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毕竟我们是一个边区的省份，要买些设备困难已经不小，要培养出一支出色的科技队伍，数量和质量都属上乘，可是难上加难啊！

30年来我省在休克的机理、疼痛的治疗、脑缺血的预处理、内环境紊乱的诊治、无痛内镜的开展、器官移植时的微透析研究、细胞膜片的应用、镇静镇痛、血液保护等方面，作了不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得可喜的成果，但放眼全国和全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要再有一代、两代、三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我们希望的目标。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