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建立中日临床麻醉讨论会之经过

张立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麻醉科 050011 

中日临床麻醉学讨论会（Sino-Japanese symposium on  Clinical Anesthesiology）是1986年我国麻醉学会第一个与外国麻醉学会正式签订的学术交流协议中规定的定期双边学术研讨会议。虽然22年过去了，但当时我所经历的谈判过程好像仍在眼前，有时想起来仍让我兴奋不已。

1986年11月由中华麻醉学会主任委员谢荣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对外联络部傅群部长带队，有赵俊教授和我，以及对外联络部日语翻译李梨参加的代表团应邀参加在仙台市举行的日本临床麻醉学会第六次全国学术会议。乘此机会谢荣教授和傅群部长等我方代表团与日本临床麻醉学会事务局长小坂二度见教授等日方代表再次简短协商，然后于11月8日共同签署了中日临床麻醉学讨论会备忘录（见附件及签字仪式像片）。日方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武下浩、村上诚一、奥秋晟与檀健二郎教授，双方并议定第1次会议于1987年9月23～24日在北京举行。由此开始了在两国间每隔二年轮流举行的学术交流会。小坂教授的高瞻远瞩对这一谈判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我们称赞。

中日麻醉学会双方学术交流协议来之不易，谈判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1986年11月中华麻醉学会代表团谢荣教授（右2）、赵俊教授（右1）与张立生教授（左1）访问日本时在岡山大学医院和小坂二度见教授（左2）合影

1986年11月8日在日本国仙台市签订中日临床麻醉学讨论会备忘录后谢荣教授和小坂二度见教授亲切握手，左侧自远为张立生、傅群、谢荣、赵俊、李梨（站立着），右侧自远为谭健二郎、武下浩、小坂二度见、村上诚一、奥秋晟

在中日临床麻醉学讨论会备忘录签字仪式前的1985年9月，我应小坂二度见教授（日本国岡山大学麻醉科主任）、奥秋晟教授（日本国福岛医科大学麻醉科主任）和清野诚一教授（日本国信州医科大学麻醉科主任）的邀请出席在松本市举行的日本国第四次苏生学学术大会，并在大会上做了特别讲演，题目为：中国复苏学现状与进展。在此前后，我还到岡山大学、福岛医科大学和信州大学去访问。河北省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伯銮教授和我院麻醉科刘小立医师和我一道同行访问。这次在日本全国学术大会上讲演，是我在国外进行学术讲演的第一次，心情很紧张。用英语讲，我并不害怕，但我害怕日本医生用英语提问我听不懂，只得在讲前请会议主席小坂教授设法控制提问或翻译给我听明白。大会对我的讲演特别重视，特意安排小坂教授做主席。所幸，我的讲演时间恰好，已没有时间提问了。我讲演后在主席台上举行了隆重的感谢仪式，虽简短，但体现了日本麻醉学界对来自中国同行的欢迎之情。会议期间日本临床麻醉学会和苏生学会给我们以很高规格的接待，还会见了日本全国各地的著名麻醉学专家，会上与会下结交了许多朋友，令我十分感动。

我在这次讲演中，除介绍我国心肺复苏的头部重点降温等经验外，还特别提到我国王源昶教授在1957年首先报道应用胸壁外心脏按压使心肺复苏成功，并说这是世界上首例采用胸壁外心脏按压的方法令心脏成功复跳。会议上一位美国教授在讲演中也讲到胸外心脏按压是中国人首先做的，承认王源昶教授在心肺复苏发展历史上的功绩。事实上，王教授从1955年就开始应用这种方法，写过多篇论文介绍其应用，他应用此法较Kouwenhoven在1960年的报道早5年，但可惜我们的研究不够深入。

会议前后我们3人还一同到福岛县立医科大学、信州大学医学部和岡山大学附属医院参观访问与学术交流，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日本同行的友好款待，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两国人民友好之情。福岛医科大学麻醉科在奥秋教授领导下在日本首创重症监测治疗病房，他对我们说：在60年代，他经常提着喉镜和气管导管在各病房巡视，他想何不将需要抢救的病人集中起来管理呢？于是在日本建立起了第一个ICU病房。在岡山大学附属医院，小坂教授亲自介绍他所领导的麻醉科。我对他创建的临床麻醉、重症监测治疗病房（ICU）、疼痛门诊与病房，以及高压氧舱治疗等专业紧密结合在一起，高年医生相对固定，低年医生轮转的管理模式十分赞赏，我觉得这应是麻醉科的发展方向。结束岡山大学访问后，小坂教授还陪同我们到京都观光，并送行到东京，他的热情让我们十分感动。

     日本许多医院的这种麻醉科发展模式，是将临床麻醉、重症监测治疗（ICU）和疼痛诊疗密切结合成一体，医生几乎每日都轮流在这几个部门工作，并不是几个月才轮换一次，他们认为如不全面掌握这几项业务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麻醉科医生。麻醉科有ICU和疼痛诊疗2个病房，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临床科室。后来我还访问过其他一些日本教学医院和一般治疗医院如广岛市民医院等，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医院，麻醉科的这种结构模式甚为普遍，不少医院已将麻醉科改名为“麻醉与危重医学科”或“麻醉·疼痛科” 。我认为这种国际上普遍认同的麻醉学科的发展模式也应成为我国麻醉学科的发展方向。但这对麻醉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设模式在我国却难以模仿，原因是我国麻醉科主任不像日本，没有权威，只得听任院长的摆布和科内众多教授的自由行动，于是有些医院分裂成多个科室，难以合作。尽管我在担任我院麻醉科主任时建成了临床麻醉、重症监测治疗和疼痛诊疗相结合的麻醉科，但在我卸任后各部分就分开为独立科室。麻醉科不得不再回退到原来辅助科室时的状态，实在遗憾。

    趁此次访问小坂教授亲自陪同的机会，我向小坂教授建议，希望继续推进两国间麻醉学科的学术交流，得到了他的积极回应，这也正是他当时的想法。他对我说，他想仿照日本与美国间拟议的定期举行双边学术会议的方式建立日本与中国间的定期麻醉学学术研讨会，他愿带个头，首先建立日中间的这种协议。除在岡山访问和京都观光期间我与小坂讨论如何建立这种学术交流方式以外，在东京送行时清野教授还从松本赶来，一同又在日本五十岚医疗器械株式会社小会客室共同研究定期举行中日临床麻醉讨论会的具体办法。当时还有一位熟练日语的中国公司驻日代表协助，用日语和英语互补正式谈判。我虽多年和日本人交往，但我并不掌握日语，经常是用英语互相沟通。有日语翻译在场使谈判更为顺畅。经双方讨论顺利达成初步协议，一致同意建立定期的学术交流合同，原则上每二年举行一次，轮流在两国举行。但关于会议经费问题却成了讨论的热点，日方同意日本代表到中国参加会议包括国际旅费与注册费、食宿等全部自付。至于中国代表到日本参加会议，日方同意招待食宿并承担国内交通与会议费用，但国际旅费需由中方负责。我考虑当时我国各医院国际出差旅费尚有困难，而中华医学会和中华麻醉学会又没有经费能支持这么多代表出国到日本去参加国际会议。所以，我希望我国代表赴日的国际旅费由日方承担，这就意味着中国代表到日本和日本代表到中国的经费全部由日方承担。当时一位日本友人说，按照国际惯例，这不平等，中国代表到日本的国际旅费应由中国代表自理，在日本开会的中方注册费可免交，以表示对中国代表的支持。我对小坂教授说：中国经济目前尚不够发达，我们的工资水平与你们的工资水平还有相当差距，欲办成此事，应给予资助。当时我说：事实上这对中日双方都有利。对此争论小坂教授很理解，他果断地决定说, 他知道中国经济正在上升，但目前尚不富裕，他赞同我的意见，10位中国代表的访日旅费可由日方负责，希望将来中国经济发达后中国能给日本麻醉界以资助，我对此表示欢迎，于是达成了全部协议，对谈判的结果我非常高兴，日方对我的诚意也很感动。

    这次谈判的成功，我感觉一是我力争，二是与小坂教授的友谊得到了他对我的理解。这次谈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以致差点误了去成田机场回国。陈伯銮教授催促我快结束，但我想，如果费用问题不解决，不得到日方的资助，则这种中日间的学术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日本农民正在罢工反对扩建成田机场，只允许出租车和外国人通过，到机场时间很难掌握。在此谈判过程中，我体会到小坂和清野教授等日本同行对中国的友好与热情，也看到日本教授实权在握，办事果断利索的作风。

我回国后立即从北京机场直接到365手机体育app主任委员谢荣教授家里，向他报告此行的经过和与日方口头达成的中日麻醉学交流初步协议，谢教授很高兴，当场得到了他的赞同与支持。随后我又到中华医学会对外联络部汇报此事，根据行政惯例，他们表示研究后答复。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多次复信给小坂教授说：此事一定能办成，但需要领导机关研究。多次如此答复，使小坂教授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他于是给我来信说，欢迎张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再到日本来访问，其他几位先生由张先生提名确定。我拿着这封信再到中华医学会对外联络部，请麻醉学会和对外联络部派团到日本访问。部领导很快做出了肯定的答复。小坂接到我肯定答复的去信后很高兴。于是1986年7月小坂教授与山口大学的武下浩教授来到北京，访问中华医学会面商两国麻醉学会学术交流的具体事项。在部领导的主持下，谢荣教授、赵俊教授和我参加，共同研究达成了初步协议，并商定同年11月份中方派代表团到日本国仙台市访问，乘参加日本临床麻醉学会第六次全国学术会议之机签订正式协议。此次协商结束后，我陪同小坂和武下教授在故宫参观游览，我们都非常高兴，中日间的麻醉学术交流终于要成功了。

我和日本人的交往最早在1983年，我校河北医学院和日本信州大学医学部是对口友好院校，双方不断有来往。该校附属医院麻醉科清野诚一教授随友好代表团访问我校时由我陪同介绍我校基础实验室和麻醉科情况，这是认识的开始。由于时间很短，他希望单独再次来访问。为筹措接待他再来访的经费，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改革开放时间不长，我找了河北科学技术协会，但该会只提供一个人的接待费用，不愿承担夫人。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对我的邀请清野没有回答。我于是找到河北省卫生厅外事处宋处长，他恰好不久要到日本去访问。在信州大学的宴会上，宋处长才明白清野教授很不高兴不邀请他夫人一同到中国去访问。当时宋处长非常大方地以卫生厅的名义邀请日本3位教授夫妇访华，由清野教授点名推荐。于是促成了小坂二度见教授夫妇（岡山大学）、奥秋晟教授夫妇（福岛医科大学）和清野诚一教授夫妇（信州大学）在1985年4月到我院参观讲学，并作全身麻醉操作技术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我陪同他们到北京、西安、上海观光。小坂教授对中国的文化和古代历史十分了解，很有兴趣，沿途与三位教授夫妇交谈，倍感亲切。游览名胜古迹难以用英语表达时，用汉字写在纸上可互相理解，令人很是快乐，可见中日文化古来便同源流长。

在小坂教授的关照下，后来我多次去日本访问讲学并出席他们的学术会议，与日本很多著名的麻醉科教授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不止一个日本教授称赞我说，我是中日麻醉学术交流的大使（Embassy），我觉得这或许是说得过分了。此后我科派出了多位研修生到日本学习，并得到福岛医科大学麻醉科奥秋晟教授和田势长一郎副教授的帮助，他们赠送了许多器械设备，帮助将麻醉科ICU病房建立起来，命名为福岛·冀医友好ICU病房。后来还与旭川医科大学的小川秀道教授在疼痛治疗方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日本举办过多次中日疼痛治疗交流会议。和日本广岛医科大学麻醉科盛生伦夫教授的交往也让我不断忆起，我在该院访问工作过1个月。我在编写《现代疼痛学》一书时，小坂教授邀请了好几位日本各专业的专家共同参与，使该书具有国际特色，反映了当代的国际先进水平。1994年9月小坂教授与森田潔副教授在乌鲁木齐参加我全国第三次疼痛治疗学术会议之后，我陪同他们到新疆、敦煌旅游观光并在兰州因飞机故障而被迫滞留一夜的经历也令人难忘。小坂教授对中国三国时代的历史很有研究，由华西医大金德方教授邀请，我陪他到成都，特意去看武侯祠，还去看杜甫草堂。我与小坂教授的友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友谊能促成事业。

1987年9月23～24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日临床麻醉学讨论会，主席台上自左依次为张立生、谢荣、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张侃、小坂二度见、清野诚一、奥秋晟

小坂二度见教授因病（dermatomyositis with malignant lipoma）于2003年6月3日逝世。他或许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曾于2003年1月6日给我一封信，告诉我他患病的情况（见附件），这是他给我发出的最后一封信，在此之前他将中日麻醉学会谈判过程的所有文件复印后寄给我一份留存。在小坂教授去世后，清野教授和奥秋教授也先后逝世，令人怀念不已。

小坂二度见教授2003年1月6日（逝世前5个月）来函介绍他患病情况

我与小坂等先生交往将近20年，他们对中日临床麻醉学学术交流有很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看出小坂教授那时的远见卓识，我对  先生充满了无限怀念之情。1980年小坂先生创建了日本临床麻醉学会，并担任1981年在岡山召开的第一届学术大会会长。他是日本最高学术会议的成员，曾历任日本疼痛学会会长、日本集中治疗（ICU）学会会长与日本麻醉学会会长。他长时间担任日本著名的岡山大学麻醉科教授、主任教官，还曾担任岡山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院长、医学部部长和多学科的岡山大学校长。小坂教授不仅是日本麻醉学科的权威专家，在日本医学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

    小坂教授生于1926年，战时正在日本海军学校上学，在日本战败后他很快转变方向，考取岡山大学医学部学习。1950年毕业后在该校附属医院外科工作，但他认识到外科学的进步，其基础是麻醉学的发展，于是到美国学习先进的麻醉学技术。回国后在岡山大学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一个多种专业相结合的庞大的麻醉科，走到了日本和世界的先进行列，他为日本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小坂先生刻苦顽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鍥而不舍的意志、奋不顾身的态度与勇往直前的干劲已成为日本麻醉科医生的楷模，由他捐献并以他命名的科研奖励基金，每年发放给成绩卓著的日本麻醉科医生。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努力呀！再努力”也深深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2009-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