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胡世全:关于《药灵》的断想
两年前,李杰先生和于布为先生说起过关于写一本麻醉方面的书的事。这两个人,一个是宜昌人福药业的董事长,一个是时任的中华麻醉学会的主任委员。
他们有心于此自然与他们的职业有关。但并不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都会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于他们各自的经历、性格和学养。况且,他们心中的一本书也许是很不相同的。李杰偏重于麻醉药品的生产历史,可于布为,想到的是麻醉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和医疗实践。
也许是一种巧合,李杰和于布为谈到这个事的时候,是他们在英国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不知是英伦诸岛的何种因素触动了这两个人心中的情愫,我却宁可理解成是一种历史的契机,一种上苍对中华民族子孙的暗示。正是他们的祖先在一百多年前,用坚船利炮,把鸦片运进了中国。那场关于殖民者贩毒的战争在两个国家却有着极不相同的记载。中国人记住了鸦片的毒害,记住了林则徐和虎门销烟,也记住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可英国商人的眼里,却是一场关于贸易得失的过程,一种他们殖民的耻辱的胜利。
西方殖民者用他们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给中国人民抹上耻辱印记的同时,也把西方文明带进了古老的中国。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无法医治的痛:文明被强奸了,可强奸的副产品(孩子是无罪的)却给中国的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西医、西药被众多的西方传教士带到了中国。
敞开的国门可以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了。
1842年3月30日,美国Geargia的医生威廉.朗为一位摘除颈部肿块的患者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乙醚全麻。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成果。美国把这天定为医师节。可见他们对麻醉在医术中作用的重视和对这个学科应有的尊重。
当人类来到这个星球之后,有两个命题始终纠缠着人类的先祖:一个是战胜自然,另一个就是战胜死亡。
可实践让人类明白,自然是不可能战胜的,人定胜天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顺应自然才是人间正道。死亡更不可能战胜,所有关于人类长生不老的愿望都是人类的童年幻想。
从战胜死亡到善待生命,人类从童年走到了成年。当这个命题出现在历史的天空时,我们的祖先给予了诗一般的回应:麻沸散,这个中文命名难道不像一个诗一样的音符,久久回荡在历史的深处而让我们产生无限的遐想吗!华陀,这个可以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名字,在人类善待生命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站在这个视点上看待麻醉,我们自然明白划时代之所指了。因为有了麻醉,人类才可以在疾病和伤痛面前,保持一个人的尊严,才能显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高贵和所在。
1848年,广州,传教士医师Parker.P首次在中国实行了氯仿麻醉。此后,来自美国、英国、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传教士医师,广泛使用乙醚和一定量的氯仿起行麻醉。
在封闭的毛时代,我们曾经把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一律当作文化侵略分子。这种狭隘的观点当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那些信仰基督的传教士基本上都怀着向善的心,到他们认为贫穷和偏远的地方布施友爱仁义及医药。在众多的传教士中,也许有极少数行为不端的人,那他们只不过是上帝的不屑子孙。在我们现在听到和看到的故事中,让我对那些真诚的传教士充满了敬意。在宜昌的文化馆旧址,就是曾经的万国公墓。那里埋葬着世界各地的传教士,那棵高大而古老的法国梧桐,就是为他们栽上的。它见证了历史,在有风的晚上,悄悄对我们诉说着那些无名者的衷肠,诉说着他们对三峡地区的祝福和祈祷
当我们进入这个领域,开始和相关的专家学者们接触后,一个神奇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展现。舒适化治疗、无痛治疗,原来有这么多的人为了人类的现在和明天在默默地奉献、在无怨无悔地工作。
《药灵》不是一本学术著作,它不可能从学术的高度来展示当今中国麻醉学界的现状和水平。它是一本关于麻醉学界的人的故事。它记录的不仅仅是中国麻醉学界究竟发生了哪些可以入史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了这些事”。况且,在我们的心中,麻醉,它不仅仅是医疗实践,而且包括了原料药的种植、合成、加工、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产品从车间如何走进医院,国家宏观的指导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最后才是医生们的使用和实践。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意义的人和事,都是本书所关注的内容。
旷日持久的采访是写作本书的题中之义。我们知道它的难度。但正是这种挑战性激发了我们做这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的斗志:我们是在为人类的美好而工作,那么,所有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
记载和书写历史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的担当者是历史的书记官。而作家、一个好的作家,一个愿意继承司马迁写作传统的作家就是历史的书记官。
胡世全
2014/4/12
这是截止目前为止的一些想法,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些想法会不断的完善。本书完成之后,这些断想也就成熟了。到时,此文会作为序言收录于《药灵》之中。
胡世全简介
胡世全:男,湖北宜昌市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业余创作,出版过小说集《半条街风景》,长篇报告文学《药道》,散文随笔集《一个人的三峡幽思》,《三峡,最后的见证》(合著)等。给中央电视台及湖北省电视台撰写过数十集电视纪录片文稿。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合著)获全国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